桂林必去景点，桂林最值得游览的十大景点

某个音像制品是否构成淫秽物品，可否交由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进行鉴定？医疗事故责任分级应由鉴定机构直接认定，还是由法院在评价证据、斟酌案情的基础上作出？不对这些事项的属性作出认定，就不能界定鉴定事项的范围，也不能划分相关部门的权限。

[17]张智辉著：《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12]即便在纳粹德国时期也是更多地鼓励公民告状（即利用公民监督公民），来实现监督所有公民的计划。

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而人大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大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15]。公民的报案、检举、揭发是一种公民监督而不是权力监督，公民举报的积极性往往与公民的主人翁感、参与意识、法制观念以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密切关系，政府的威信、良好的警民关系都可能提高公民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的积极性。[11]监督不同于制约，监督是一种行为，而制约是一种实际效果或格局。‘检察权包括三项权力分支，即职务犯罪侦查权、提起公诉权、诉讼监督权。

根据宪政体制的分工，这种蕴涵着监督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来实现的，如在行政机关的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中，包括了对公民等私法人多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工商、税务等部门经常通过检查等手段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监督，行政许可作为一种间接的管理手段也包含着对申请许可人申请内容的监督（审查与核实），甚至行政奖励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奖励对象有关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批准），至于行政处罚就更是一种对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在监督基础上，发现其有违法行为而进行制裁的严厉手段（如吊销执照、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主要行使四项职权，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权、批准逮捕权、侦查权和公诉权。没有自然法，则自然状态和财产都无从谈起。

人为性的价值成为人类世界的基本尺度。道德关系是对道德行动的命名（ denominate）道德行动只能是一个有理解力的自由主体所选择做出的行动。基于这个推理，洛克才能在不与他的非目的论相矛盾的基础上，将自然状态设想为包括了各种不同历史性关系。自然必然性与道德必然性是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

由此，我们进入到欲望的第二个层面，即欲望的目标：一种善的再现。霍布斯依靠近代物理学和他的人性论为此自然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

保存社会被还原为一种貌似主观权利的东西，但是这里的主观权利并不直接来自于任何个体性的东西，不具有独立自足的基础，而是来自于保存社会。{3}John Locke, Of Ethic in General，in Political Essays, edited by Mark Gold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 300.{4}本文将采用西方学术界在应用洛克的经典著作时的规范做法，只注明章节数而非页数，中文翻译参考[英]洛克：《政府论（上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个立场是洛克在其哲学框架内所能做到的极限，但是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很不彻底、很含混的一个立场。同时，这种社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的概念和政治秩序的概念必须与洛克的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中心旨意相恰。

洛克对人的道德行动的具体分析主要是在《人类理解论》的能力这一章中展开的。这一步就打开一扇门，使得在社会契约中被排除掉得许多因素进入到其中。只不过这个问题不直接呈现为自然法的问题，而是深入到自然法背后的哲学问题。洛克在《自然法辩难》中就已经着手这一工作。

对于情状和关系而言，它们的实在本质和名义本质是统一的，是由人建构出来的。人能够形成一种对幸福的欲望。

其次，为了克服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发展性，政治社会只能是一个非常单薄的概念，一个高度提炼的抽象概念。洛克在阐述后两者时不断地提到自然法。

社会的普遍一致不是自然法，但它却是各种社会所坚持的道德，而且在一般人的头脑中呈现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道德知识。这一工作的完成起于两个主要的学说，一个是洛克的财产学说，一个是洛克的自然状态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称之为一种乌托邦理论。政治社会则来自于自然法秩序的契约化，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它的特性和内在张力并进一步体现在的宪政框架中。首先，政治社会的目的是统一财产性秩序并统一自然法的执行权。洛克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相关分析参见John W. Yolton, Locke: An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 Ltd，1985，p. 28～33。在后边这种情形下，一种行动所以可人意或不可人意，乃是看我们思考它的目的如何而定，乃是看我们是否相信它有能达到目的的趋向而定，乃是看我们是否相信它同目的有必然的联系而定。

我们可以将这个秩序成为一种自然的经济社会。…我所做的仅仅是指出人们根据名誉的法则来命名德行和恶行…但是聪明的人在这点上会保持警觉（这会成为他们的天职）……我引用圣保罗的语录并不是要证明，就这个世界而言，人们所讲的德性和恶行的普遍尺度是每个特定社会内部的名声和风俗，而是为了说明，虽然如此，但是基于我给出的理由，人们在命名他们的行为时，多数时候并不会与自然法相距很远。

由原型性观念而来的知识是实践性知识。意见法本身当然不是自然法，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都将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意见法当作是自然法，当作是天赋法。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但是这只是个特殊权利，自然法的执行权的行使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本源上）不是一种私人性的自卫行为而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的战争权力，所以每个人都对侵犯者享有惩罚权。语言是人为了与他人沟通而对观念的运用和表达。如迈尔斯所言：在洛克看来，宗派性联合中，少数领导者的投机性的野心与众多跟随者的被动且需要被关注的心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专制性质的结合体。

虽然格劳修斯借助于斯多亚学派的社会性概念，但是后者的自然社会性并不能满足他的理论目的，因为他希望论证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正义原理。在霍布斯看来，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服从与控制的战场，只不过它可能呈现出和平的表象。

这就使得意见法与自然法发生很大的偏差。依赖于自然法的执行权，人获得了一个更强的公共身份。

因为要以重视和名誉来鼓励对每个人都有利的事，要从责难和藐视来锉抑对每个人都不利的事，那是最自然不过的，因此，我们正不必惊异，在任何地方，重视和轻视、德行和坏行，大部分都应该和上帝法律所立的那个不变的是非规则相应合。在分析人的理解力对欲望形成的作用时，洛克意识到这背后预设着自由，所以他接着开始了对自由的分析。

所以，格劳修斯暗中做了一个转化。或者说它仅仅具有自然属性，不涉及社会属性。我们由此能发现，人作为一种共同生活的群体，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上的地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自足的地位，而是一个变动发展的地位。如拉帕钦斯基所言：基于对不安的知觉并依赖于人的观念之联系（association）的法则，理解力指出与某个缺失相关联的善是应该被欲望。

在洛克看来，苦乐原则并不能承担此任务，因为苦乐的真正原因是人无法知晓的，它无法成为共通的原则。后者是人作为做事者（ doer）和制造者（maker）所拥有的知识。

外物和人本身都成为财产并进一步被表征为货币，这使得财产成为人在共同生活中理解自己的基本方式。人按照上帝的意志对自己官能的合理运用的结果恰恰使得人能够在搁置欲望进行判断的这个处境中完全脱离了自然，进人了自由。

前者是所有义务的基本原因，从中产生出义务的形式原因，即优位者的意志。洛克指出，此时人民发动革命、政府被解体，政治社会再次出场。